公元前361年，正是战国年间，群雄争霸。魏相国公叔座病入膏肓，魏惠王临终探视问及身后大事，公叔座拉着魏惠王的手说：帐下庶子公孙鞅（即商鞅），年虽少，有奇才，愿王举国而听之。魏王不置可否。公叔座退去左右，对魏王说：王即不听用鞅，必杀之，无令出境。魏惠王走后，座招商鞅，据以原委，劝鞅速逃。商鞅大笑说：魏王既不肯听你的话用我，又怎么肯听你的话杀我？而后，商鞅手捧六卷《法经》出魏而相秦。十年，秦大治。
 
每当读到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都忍不住赞叹商鞅的智慧，也悲哀他晚年的遭遇。十年之中，他的变法早已触及特权阶层的利益，只因有一心图治的秦孝公支持而强力弹压了反对势力。是故，秦孝公在则商鞅存，秦孝公崩而商鞅裂。我经常在想，那么睿智的商鞅在他过洛河而赴秦的一刹那，是否已经看到他的车裂与大秦的兴起？
 
几千年的中国史，就是一部专制史：君对臣的专制，贵族对贫民的专制，男人对女人的专制，家长对子女的专制。所谓专制，一言以蔽之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也。因为处于多数的老百姓永远无法在政治上和平的表达自己的声音，所以一切旨在削弱少数特权阶级利益、改善老百姓生活的改革者，大都以本人乃至九族亲戚的身家性命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买了单：

汉景帝帝师晁错献削藩策，衣朝服腰斩，九族弃市；
汉昭宣帝大司马大将军霍光，废盐铁官营、罢均输策，让利于民，多行废立以奉休养生息之国策，死后一年哀荣未尽，九族具诛；
北宋神宗王安石变法，行青苗法、農田水利法及募役法，神宗崩后，即罢相郁郁而终，新法具废；
明万历神宗张居正当国十年，推一条鞭法，税制改革兼惩吏治腐败，死后即遭抄家；
晚清光绪年间康党维新，欲废封建而存君宪，百日未过，光绪帝囚，康南海流，六君子诛。

如今，历史走到2007年11月份，可谓猪肉与房价齐飞，通胀共加息一色。最近一份国家统计局公报，单单10月份的通胀率就达到6.5%，而猪肉价格更加上涨54.9%。然而对于房价和菜价的控制，地方和中央却是一冷一热。单说房价，从发改委到建设部，从财政部到民政部，中央传檄各行省的金牌何止一道。可是无论是国九条还是国七条，到了地方便一条也不灵。十七大提出“深入改革要坚定不移”，可是改革正如当年的变法，那是要触动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。越是深化越是触的深，越是坚定不移越是触的痛，于是这种深刻和痛苦反射回来的力量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。中央的政令不通，地方的阳奉阴违，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牛刀小试，毫不夸张的说，猪肉和房价的疯长那只是改革深化过程的一个开始而已。

回想15大的时候，朱总理曾经豪情万丈的说“为了改革，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，我都将一往无前、义无反顾、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。”可是总理只是走了一个任期就知道国是难为了，朱总理毕竟不是人民的商鞅，没了鞠躬尽瘁，没了死而后已，他就只剩下一个“清官”的虚名。想到晚清的李鸿章，1852年他意气风发，一句“一万年来谁著史，三千里外觅封侯”真是英雄写照；可是半个世纪的操劳之后的1901年，大限之际的他就只有一句“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平民残”反映内心的悲凉。共和国总理，那可不是一个好差事，那是一个不用别人车裂也能把人给活活累死的位置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温总理上台的时候便大声的说“这个家不好当”，可是一句大大的实话。

以铜为镜，可正衣冠；以人为镜，可知得失；以史为镜，可知兴替。以前尚且可以勉强当的家现在是越来越难当了。此前的二十年改革，广大的工农阶层已经为改革的巨大成本买了单，他们在这场浩浩汤汤的改良中输光了口袋里最后一文钱；二十年后的今天，深化改革高举着“维护和谐社会、反对贫富分化”的大旗，这笔新账是注定要和既得利益阶层来算的。只是，话好说，事难办，这个阶层人虽不多可是能量很大，他们秉国之钧四方是维，绝对不会像普通百姓一样轻易就范。于是乎，谁肯来操刀去做这个动他人奶酪的“商鞅”就成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。我想，温总理一定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好久了吧。

公元前361年那个寒冷的冬日，洛水之上已起了薄薄的冰。一边是秦孝公的求贤令和自己的法家理念，一边是“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”的自在生活，稍微犹豫了一下的商鞅还是捧着《法经》义无反顾的过了河西入了秦境。

那么聪明的他一定知道，这也许是他的冬天，这也许也是大秦的春天。